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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是《诗经》以“经”传世的重要概念之一，也是影响后世深远、并被广泛引用的文学理论名词。毛公传诗，独标兴体，然而关于“兴”的含义却聚讼纷纭，人言言殊。过去的著作多从解释经义的角度研究“兴”义，窃以为，在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兴”义的理解经历了从“用诗法”、“解诗法”到“作诗法”三个阶段。这种变化似乎尚未为研究者所注意。故此，本文尝试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理出一个“兴”义框架。 
　　 
　　一、用诗 
　　 
　　“兴”的概念并不仅仅存在于《诗经》学范畴。“兴”与“诗”发生联系，载于典籍的，最早可追溯到《周礼》： 
　　大司乐……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周礼・春官・大师》） 
　　郑玄引郑众语云：“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此外，《周礼・春官・大司乐》又有记载： 
　　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 
　　对于这个“兴”，郑注以为：“兴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读曰导。导者，言古以剀今也。” 
　　郑注以善恶劝谕说“兴”，已经引起了后人很多争议。（如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其实作文之体，理自当然，非有所嫌惧也。”）考兴之原义，私意以为首先当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 
　　据学者考证，《周礼》的产生时代至迟不会晚于战国晚期。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看，春秋战国时期尚没有独立的文学批评观念。现在所谓的先秦文论，实际上是从先秦典籍中抽离出来的一些只言片语，这些只言片语，可以同时用来阐述文学、哲学、政治等多个领域的问题。因此，“六诗”所谓的比兴、用以教国子的“乐语”，不太可能是当时人对诗歌表现方法的总结。 
　　春秋时期列国大夫聘问，通行赋诗言志。《汉书・艺文志》中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这种现象《左传》中记载甚详。“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杜预注：“譬如赋诗者，取其一章而已。”赋诗引诗，只是借用他人诗句，申明己意而已，并不管原作者之意如何。按照《左传》记载，当时士大夫对于“诗”应当是非常熟悉的；对于各篇诗的本义，也是没有疑问的。因此，他们不管是赋诗还是听别人赋诗，都很清楚诗作的原意。他们“只注重赋诗的人引诗的用意所在”，“好像后世诗文用典，但求旧典新用，不必与原义尽合”（朱自清语）。不管是赋诗还是听赋诗，都是“用诗”。 
　　从战国时期诸子引诗、论诗的情况看，其实质仍然是断章取义地用诗，与春秋赋诗言语专对的方法是一脉相承的。“赋诗”、“引诗”可以说是先秦对《诗经》研究的一种引申和发展。 
　　在先秦著作中，《论语》也多次提到过“诗三百”以及“兴”：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孔安国注云：“兴，引譬连类。”所谓引譬连类，即由诗所描述的内容引申开来，联想到与此类似的事理，但他所说“引譬连类”指的不是文学上的创作方法，而是修身的道理。《论语・八佾》中“绘事后素”、“礼后乎”、“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大概就是“引譬连类”的例子，认为子夏从《硕人》诗句中领悟到了自身道德修养的道理。孔子也在《论语・子路》中论述过：“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所以说，孔子教给弟子的“诗可以兴”之“兴”，也是用诗的方法。 
　　由此可见，至少在先秦时代，人们所讨论的“兴”，是一种以“联想”为思维特征，以“赋诗言志”为方法、“使于四方”为目的的用诗方法。 
　　 
　　二、解诗 
　　 
　　先秦说诗，并不关心诗篇本义，只是断章取义、申明己意，重要的是“用诗者”的意思。随着年代离诗三百的创作时期越来越远，“诗”本义也越来越模糊不清。解释诗本义之滥觞，当为孟子。在《孟子・万章上》中咸丘蒙问道： 
　　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 
　　孟子回答道： 
　　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孟子不但致力于解释诗义，而且创造出一套解释的办法：“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要解决的，自然不是如何表达自己的意思的问题，而是怎样理解诗之原意的问题。孟子的文学批评理论对后世影响甚大。 
　　及至汉代，《诗》被遵奉为“经”，对于“诗义”的阐释自然变得重要起来。自毛《传》标兴说诗涉及到诗本义之后，兴的含义便发生了变化。“六诗”之“兴”与赋、比同列，成为解释《诗经》创作方法、以申明《诗经》本义的概念。 
　　《毛诗序》提出了著名的“六义”说：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毛诗正义》释曰：“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也就是说，“兴”是“诗”之所以形成的方法，是《诗》的创作方法之一。由于毛诗影响巨大，其后说诗者受此说影响也甚大。在这种情况下，“兴”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作为解释经义的工具来讨论的。 
　　那么“兴”的具体含义又是什么呢？孔颖达又详细解释到：“司农又云：‘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已心，诗文诗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 
　　与“取譬引类”说接近的还有王逸在《离骚章句》中说到：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 
　　关于此处“依诗取兴，引类譬喻”的含义，王逸又进一步举例解释道：“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密妃佚女以譬贤臣……”那么这里的“兴”的含义就很清楚了，在王逸看来，“依诗取兴”是一种接近于现在所说的比喻的修辞手法，用王逸的话来说就是“引类譬喻”。 
　　其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比兴作了专篇论述，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兴”的含义。刘勰提出：“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他解释道：“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蓄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刘勰总结《诗经》的兴，说：“夫观兴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也。”刘勰剔出“比兴”，专篇论述，此后“比兴”遂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刘勰特别重视“兴”的作用，提出了“起情”、“环譬”、“托喻”等解释，阐释了“兴”的多方面特质，给后人提供了更丰富的阐释空间。 
　　综观以上对于毛诗所标之兴的论述，都是解释《诗经》含义及其创作方法的，有“起情说”、有“譬喻”说、有“以善喻善说”等等，不一而足，但都是对《诗经》本身的讨论。 
　　 
　　三、作诗 
　　 
　　从解经角度阐释“兴”义，两汉以来余绪不绝。随着文学创作的繁荣，对于“经义”的解释又反过来指导创作，“兴”从解经逐渐衍生成为普遍的诗歌创作方法，进而成为儒家诗法之正宗。 
　　晋挚虞所说的：“兴者，有感之辞也。”首先把“兴”与“感”联系在一起，虽语焉不详，已含有普遍的文学创作方法之义。钟嵘在《诗品》中又提出了：“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风物喻志，比也。”突破了汉儒的见解，从诗歌效果上来区别比兴。钟嵘对于比兴的解释虽然简略，但对兴义研究影响巨大。 
　　唐初孔颖达《毛诗正义》作为官方定本，对于比兴的解释遵循汉儒《毛传》、《郑笺》的思路。 
　　对兴义发展贡献巨大的是陈子昂。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说： 
　　仆尝暇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 
　　陈子昂首先提出“兴寄”说，把“兴寄”和“风雅”并提，作为一种诗歌创作的理想，开启了唐代诗歌复古运动。陈子昂所提倡的“兴寄”，是一种以“复归风雅”为旗号，通过在诗歌中兴寄政治理想，达到干预现实的目的的诗歌范式，它既包括诗歌创作方法，也与诗歌思想内容有关。此后，“兴”、“兴寄”、“比兴”、“风雅”等词，也不再具有个别的特殊含义，而是被笼统地作为同一种诗歌创作理想的不同角度的表述。以“兴”或“兴寄”论诗，所重视的已经不是“兴”本身的含义，而是诗歌整体的作用。 
　　诗歌复古运动塑造了有唐一代的诗歌风貌。唐代诗人普遍重视“兴寄”的诗歌创作方法。白居易称张籍是“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他自己也格外重视“美刺比兴”的讽谕诗。他在《与元九书》中说： 
　　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尔见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 
　　柳宗元也大力提倡比兴： 
　　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 
　　风雅比兴的创作理想在唐代逐渐深入人心。连诗歌入门教材也都对它进行详细解说，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