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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

【2014年5月的亚信峰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正式提出的“亚洲新安全观”。四个月后，从塔吉克斯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再到此次印度之行，中亚地区的这一路访问，将这一新的外交理念迅速付诸实践。正如此次出访印度中西方媒体观察是微妙的心态所显示，亚洲大国间良好的双边关系对全世界也存在极为特殊的意义。

自2009年南海问题的出现，中国周边环境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诚如阎学通教授所言，这样的变化始自2008年奥运会，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实力展现，给世界带来震撼的同时也让国际舆论掀起所谓“中国责任论”之浪潮。而面对新的国际局势，及时调整部署“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战略则显得尤为重要。

建立在经济关系基础上的东亚外交，因缺乏更为有力的支撑显得相对薄弱。相比之下，以安全合作为主轴的上合组织则以良好的融合性使中亚地区成为了中国周边最为稳定的区域。上合组织主要是一个安全组织，建立之初是为了解决边界问题，后来又对付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应对西方国家的战略压力。从一开始，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基础就是国际关系中最扎实的安全关系。

而南亚地区，恰巧处在两者之间。中国跟南亚的贸易量很小，跟南亚的安全关系也不像和中亚国家那样积极安全合作。但中国跟南亚国家没有战略上的矛盾，顶多是领土主权分歧以及相关的经济利益的分配。所以，自2013年李克强总理提出了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后，原本令人担忧的南海问题也渐趋缓和。加大与东盟的多边区域化合作，也将成为未来在南亚外交的方向。

中国在亚洲国家的外交实践再次证明，经济合作带来的国家间的合作关系无法与建立在国家安全基础上的互信合作同日而语。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必将是双边关系最为理想的黏合剂。】

（记者：张墨宁）

2014年5月的亚信峰会上，习近平首次正式提出了“亚洲新安全观”。2014年8月19日，习近平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会谈时，首次用“安危与共”描述中国与别国关系。过去几年中，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尤其在南海和东海面临紧张关系。与此同时，中国也在积极调整周边外交，继续以加强经济合作的策略应对局势变化。经济区域化这一在中国外交中占重要位置的方略能否撬动安全关系的改变，中国应该如何寻找与周边合作的支点，本刊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

大国外交调整滞后

问：从2009年开始，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发生了变化。与东南亚多个国家发生了岛屿争端。梳理近5年的周边安全形势，你认为有哪些因素在主导变化？

阎学通：多数人都认为中国周边环境的变化是从2009年开始的，这一年南海突然出现问题了。其实，周边环境的变化表现在2009年，源头则是在2008年。2008年奥运会之后，中国面临一个新的现象，就是所谓“中国责任论”。中国举办的奥运会不仅发展中国家办不起，发达国家也办不起，“中国责任论”产生的背景就是全世界都认为中国很有实力。

2008年奥运会之后，中国面临一个新的现象，就是所谓“中国责任论”。

2008年奥运会之后，中国面临一个新的现象，就是所谓“中国责任论”。

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变化为什么表现于2009年呢？因为按照《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应正式建立。也就是说，从这一天开始，东盟国家也要实行零关税，这让他们非常担心，如果实行零关税，大量的中国商品涌入将挤垮他们本国的企业。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然认为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跟其他国家没有那么大的实力差距，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大国、强国。与此同时，认为中国是超级大国的国际舆论渐起，尤其是2010年按汇率计算的GDP总额超过日本之后。但是中国并没有及时把外交政策调整为大国外交，直到2013年才做出了调整，王毅在世界和平论坛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在原来的外交政策主导下，面临与东盟条约到期的情况，中国并没有以大国姿态表示延期，继续实行中国单方面的零关税的政策。这个时候，岛屿问题发生了。我认为有的东南亚国家利用岛屿问题和中国发生摩擦，其目的就是希望中国以大国对小国的姿态做出一些让步。次年发生了“詹其雄事件”，2010年10月，日本非法扣押中国船长詹其雄。这说明日本的心态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GDP总额超过了日本，日本开始以弱国心态对待中国，而中国没有以大国心态对待日本。所以我认为，东亚地区发生摩擦的背景和原因就是，这一地区的国家对中国的定位发生了变化，而中国的外交战略没有及时调整。

问：相对而言，中亚、南亚两个区域并没有出现特别不稳定的因素。中国在这3个方向上的地缘政治受哪些力量左右？

阎学通：现在东亚问题很多，南亚相对平静，中亚非常安定。3个方向有差别反映出中国与这3个地区国家的关系不同。中亚方向最为安定，是因为中国与这一地区是以安全合作为主轴的外交关系，上合组织主要是一个安全组织，建立之初是为了解决边界问题，后来又对付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应对西方国家的战略压力。从一开始，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基础就是国际关系中最扎实的安全关系。而中国和东亚的基础是国际关系中最弱、最不牢固的经济关系，跟日本的关系就是建立在经济关系之上。对国家来说，经济关系是最弱、最没有支撑力的一个支柱。

南亚地区，恰巧处在两者之间。中国跟南亚的贸易量很小，跟南亚的安全关系也不像和中亚国家那样积极安全合作，中国与印度之间本身就有安全矛盾，所以是预防性的或消极的安全合作。南亚的状况是处于不稳定的东亚和稳定的中亚之间。中国与这3个地区的合作基础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基本状态是不会改变的。

问：西向稳定对中国的战略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未来的外交策略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阎学通：中国现在应对东亚的各种压力是以西面稳定为基础的，如果没有这个后盾，没有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支持，中国将面临腹背受敌的麻烦。但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上合组织两者的关系。处理不好，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可能伤害上合组织，或者上合组织阻碍丝绸之路经济带。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不是以上合组织为基础的，参加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的成员超越了上合组织成员。如果不是所有上合组织的成员都参加，矛盾就会更加凸显出来。比如，一开始，丝绸之路经济带不包括俄罗斯，俄罗斯马上就采取反对立场，习近平出席索契冬奥会时表示欢迎俄罗斯参加，俄罗斯才改变了立场。所以，加强合作并不必然是利大于弊，如果一个合作伤害了另一个合作，就有可能是弊大于利。到目前为止，上合组织的重要性仍然远远超过丝绸之路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如果不能巩固上合组织，这个策略就会发生问题。

东海和南海问题区别对待

问：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安全形势有什么根本不同？中国是不是应该分层次开展外交政策和解决手段？

阎学通：南海问题我认为相对来讲不是那么难解决，比较难解决的是日本问题。东海和南海问题有性质上的区别。中国和南海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在于经济利益的分配，但跟日本是结构性的战略矛盾，分歧的本质是东亚地区大国主导地位的问题。2013年，李克强提出了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后，南海问题就不那么紧张了。自贸区升级版的实质就是经济上继续给东盟国家优惠，让东盟国家在经济上得到好处。所以说，中国跟南海国家没有战略上的矛盾，顶多是领土主权分歧以及相关的经济利益的分配。日本则不同，它不接受中国成为东亚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成为东亚经济的领头羊。日本想维护其在东亚经济中的领头雁的地位。当它无力维持时，就是从政治上牵制中国，减缓中国拉开与日本综合国力差距的速度，所以中日之间就形成了地区结构性矛盾。中国对日本和南海国家的政策应该不同。

问：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不仅引入了区域外势力，还借助国际司法机构，这时候，中国的经济手段能奏效吗？

阎学通：菲律宾和越南问题还是有区别的。菲律宾很大程度上是其领导人个人的问题。在阿基诺之前，中菲关系没有问题，没有很大的利益分歧。阿基诺出于个人利益的需求，采取对抗中国的政策。他本来想靠进一步挑衅的方法，让中国给他更大的经济好处。2011年，中国给了他70亿美元的贸易订单，他还不满足，仍然闹事。中国就觉得他有点贪得无厌，没同意他新的要求。我认为，阿基诺的继任者即使有私利，也不会是这样的私利，不需要通过跟中国对抗来维护自身的需求。阿基诺之后，中菲关系将是较为容易改善的。菲律宾马尼拉市长埃斯特拉达如果竞选上台，对于中菲关系改善将是一个契机。他非常想改善中菲关系，也带头向阿基诺施压，要求就人质事件向香港道歉。

中国跟越南的领土争端已经存在了很多年。越南的下一届政府，估计也不会有太大的政策调整。对越南，中国不能靠等待政权变更的方法改善双边关系，得通过加大与东盟的多边区域化合作，使越南看到，不参加区域合作，它将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发展，在这一地区走向孤立。使越南意识到这一点，可促使它主动调整对华政策。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与安倍积极推动地区多边联盟对抗中国的策略不同，越南不参加多边对抗，只搞双边对抗。这说明它还想给自己留出和中国改善关系的余地。

问：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将给东北亚的安全增加很多变数，中国应该如何看待？

阎学通：从解禁集体自卫权就可以看出，安倍政府的对华政策是不考虑经济利益的。他要的是维护日本的大国地位。安倍意识到，仅靠日本经济实力，无法维护大国地位，它跟中国的总体经济差距只会越来越大。所以，安倍才在政治上到处搞意识形态同盟。这个同盟对日本来讲，没有什么经济利益可图。他要的是联合一些国家，巩固日本的国际地位。安倍政府的定位就是要追求政治大国的地位，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