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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先驱导报》  叶海林
　　印度首都新德里市中心有一条大街，叫作“潘查希拉大街”，即“五项原则大街”的意思。这或许是世界上唯一以某一外交概念命名的道路了，印度人对当年尼赫鲁、周恩来与缅甸总理吴努共同倡导的这一原则的珍视由此可见一斑。
 
　　1954年6月，中、印、缅三国总理共同倡议国与国之间建立正常关系以及进行交流合作时应该遵循“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等原则，这就是此后大名鼎鼎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地语音译为“潘查希拉”（Panchsheel）。
 
　　今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60周年。一个甲子之前，作为亚洲新兴国家的代表，中、印、缅三国首次就国际关系行为准则方面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是三百年来首次由非西方国家倡导外交原则，也是新兴国家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最初实践之一——彼时还没有“国际话语权”这个概念。仅仅出于这个原因，中印缅三国就应该为自己的外交先驱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高瞻远瞩而倍感自豪并且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
 
　　必须看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有着其独特的时代背景。20世纪50年代，全球范围的去殖民化进程刚刚兴起。对于新兴的、为数不多的亚非拉国家来说，如何摆脱从前殖民宗主国的控制，避免落入冷战美苏对峙的两难陷阱，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使得新兴国家基于共同命运相对较为容易地发出一致声音。
 
　　但与此同时，也为“五项原则”照入现实后出现的尴尬埋下了伏笔。“五项原则”提出八年后，中印边界战争爆发。由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外交关系准则甚至没能防止这两个发起国之间试图用武力解决彼此的分歧。这不可避免地削弱了“五项原则”的号召力，同时也使得一部分印度人对纪念“潘查希拉”以及在面对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和新趋势时继续高举和平共处的旗帜的必要性产生了怀疑。
 
　　不过，无论如何，经过数十年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检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之间已经消除了渗透、干涉与侵略现象，然而至少绝大多数国家都逐渐将“五项原则”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作为本国外交的基础性理念加以宣示——哪怕换一个名字。
 
　　某种程度上，或许最能证明“五项原则”价值的例证就是当前的乌克兰问题，高喊“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恰恰是一度大叫“人权高于主权”的美国。——并不是说“五项原则”已经被美国所接受，但至少，美国很清楚在人类经过最近20年所谓“单极世界”的折腾后，“五项原则”具体内容站在了比虚无缥缈且虚伪到家的“人权高于主权”更高的道义制高点上。
 
　　这从一个奇特的角度证明了“五项原则”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在新的国际关系环境下，更加显示出自己强大的道义感召力和生命力。随着国际经济多极化格局的演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程不断加深，当年弱小的新兴国家如今有些已经成长为国际社会至关重要的建设性力量，在实力上超过了许多曾经高高在上的西方列强，虽然冷战痕迹依旧浓厚，但至少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必在国际舞台上不情愿地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早已不是新兴国家当初为避免陷入大国夹缝而提出的防御性外交主张，其作为解决国与国争端，包括解决新兴国家之间潜在和现实争端的指导原则的作用日益名副其实。
 
　　当前世界，各主权国家的对外独立性不断加强，这一方面体现了国际秩序演变的进步趋势，然而另一方面，国际格局失序导致局部冲突激化的风险也在增加。冷战时期，考验的是两个超级大国的理性思维能力。后冷战时期，考验的是一个霸主的自我控制能力，而随着“帝国时代”的日薄西山，国际社会真正要经历的考验不但是如何应对一个自信心不断下降的霸主，也是如何管控许多自信心不断增强的区域大国甚至心态失衡的小国彼此冲撞的雄心。恰恰因为如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道义价值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不仅如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需要适时做出调整与丰富，除了满足被动的安全需求之外，更应该努力扩充内容，满足各个国家主动性的发展需求。和平共处只是国与国之间相处的基本准则，在一个国家间彼此联系日益紧密的时代，仅仅实现“和平共处”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得到“共同发展”的支持与加强。60年前，我们的先驱为我们应该如何共同生存提出了崇高理念，而现在，新兴国家应该有能力、有信心、有胸怀，规划出我们应该如何实现共同繁荣的现实原则。这才是对“潘查希拉”的最好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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