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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金融危机标志着旧时代及其模式的终结。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已在资源、产业、技术和政策上重新布局，试图争夺未来发展的制高点。发达经济体回归制造业，新兴经济体着力发展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就是典型例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最重要的结构性趋势变化当属新兴经济体的全面崛起。无论是红极一时和初显协同机制化的“金砖五国”，还是近期被发明与炒作的“迷雾四国”、“金钻11国”等，都表明新兴经济体正在引领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革。不过，在成为支撑全球经济的关键力量的同时，新兴经济体也面临着许多重大挑战。  

　　短期：化解风险与保持增长  

　　最新公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关键预测表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2013年有望实现5.5%的增长率，但仍然低于2010—2011年的高水平。最大的下行风险来自于发达经济体的复苏乏力对外部需求以及出口国的贸易条件产生的不利影响，特别是美日欧的公共债务以及欧盟的银行体系危机。其他主要的外部风险还包括：发达经济体所采取的非常规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所导致的外溢效应；国际风险偏好和避险情绪变化所导致的大规模跨境资本外逃和伴随的汇率剧烈波动；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等。  

　　与此同时，许多主要的新兴经济体也尚未充分化解前期积累的国内风险，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实施的一系列财政刺激与货币信贷扩张所引发的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自2010年实施了全面退出与紧缩政策之后，这些国家应继续审慎地确保与巩固前期努力的成果，防止通胀反弹，同时也应兼顾外部下行风险。  

　　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当下新兴经济体最大的优势在于依然掌握着较为灵活的政策空间，尽管进一步放松政策的空间已经缩小了。对于财政政策来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过去两年中实现了结构性差额改善，广义政府赤字保持在GDP的1.5%以下，公共债务占GDP比率逐渐下降到30%，财政基础较为坚实。未来，保持中性的财政政策是明智选择，在无特别严重的冲击下无须再次实施大规模的财政刺激。  

　　对于货币政策来说，许多新兴经济体已采取了一系列宽松措施或推迟了预期的政策收紧时间，以应对经济放缓和通缩迹象。特别是它们在降低实际利率方面仍可有作为，而不像发达经济体在“零利率”政策下已无计可施。此外，加强基于风险的审慎监管和旨在解决金融风险的宏观审慎措施，也应该成为优先考虑采取的措施。  

　　中期：实施结构改革与经济再平衡  

　　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绝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得益于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开放的国际市场与迅速增长的出口贸易。但金融危机后，伴随着发达经济体去杠杆化与修复资产负债表的缓慢进程，对新兴经济体的外部需求急剧下降且恢复十分疲软。因此，摆在后者面前的一个中期重要挑战就是增加内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外需依赖向内需主导转变，减少贸易账户与资本账户的不平衡。应该说，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为新兴经济体加快经济转型提供了历史机遇。  

　　为了实现经济的稳定、协调与平衡增长，结构性改革将非常重要。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等顺差国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促进国内需求的增加，而巴西和印度等逆差国则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比如基础设施投资）改善国内供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表明，在过去20年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抵御能力有了显著增强，扩张时间更长，下滑及复苏程度更轻、时间更短。同时，在过去10年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第一次出现了经济扩张时间比发达经济体更长，且经济下滑幅度较发达经济体更浅的情况。但各种外部和国内冲击都可能造成扩张期的终结，其中外部因素包括发达经济体的衰退、资本流动的突然中止、全球不确定因素的激增以及贸易条件的急剧恶化，国内因素包括信贷泡沫和银行业危机。可见，实施结构性改革和经济再平衡将进一步增强新兴经济体的抵御冲击和抗风险能力。  

　　长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树立发展新理念  

　　相比在经济结构与增长方式转型方面的中期挑战，从长期来看，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更艰巨与严峻的任务是实现进一步的国家与社会顶层战略的设计与执行，逐步完成对发达经济体的赶超。  

　　流行的观点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这其实并不完全正确。一项有趣的研究表明，只有不到1/3的新兴经济体能以5%或以上的速度增长，只有不到1/4的新兴经济体能维持该增长速度长达20年，只有不到1/10的新兴经济体能坚持超过30年，只有“亚洲四小龙”、马来西亚、泰国等极少数经济体能够坚持40年的时间。而大量新兴市场在到达中等收入水平后就徘徊不前了。  

　　探求这种情形的深层原因，不难发现这些经济体落入发展陷阱的共性特征，诸如：政府腐败、管理能力欠缺、基础设施薄弱、创新能力落后、中产阶级力量不足等。扫除这些弊端与障碍的改革在政治上十分敏感，因为它们不仅考验着改革者的意志与胆量，同时也需要与既得利益集团战斗。  

　　金融危机标志着旧时代及其模式的终结。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已在资源、产业、技术和政策上重新布局，试图争夺未来发展的制高点。发达经济体回归制造业，新兴经济体着力发展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就是典型例证。  

　　新近的德勤公司和美国竞争力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表明，全球制造业正处于一种范式转移的过程之中——透过高度复杂、统合又变化多端的资源网络，整合全球多元的理念、产品与服务。要想在这个制造业新纪元中拔得头筹的国家必须开发新的国家层面的制造业发展战略，包括最新科技、系统性思想、智能型服务和优质的供应链。  

　　最后，新兴经济体在终极高度上需要构建一套具有强大吸引力、道义影响力和坚实理论基础的发展理念，来推动和践行其有别于英美式发达经济体的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共识与教条。只有如此，新兴经济体才将获得发展的自信，才会增强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才可能最终建立一个新的、公平有效的全球经济秩序。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