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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便衣、贝贝和老桑　 
       我们是４月２０日到哥伦比亚的，３０日离开。十天里始终处于安全局便衣的监视之下。６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初，拉美许多国家都有反政府武装组织。哥伦比亚存在几支游击队，而且规模都很大，其中最突出的有革命武装部队和人民解放军等。政府认为，游击队的武器装备来自苏联和古巴，而他们的战略战术则来自中国，特别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因而，在意识形态渗透方面对中国严加防范。我们住进了首都波哥达市中心的希尔顿旅馆，安全局的人和我们住在同一层，而且毫无顾忌地与我们同出同进，甚至几次打听我们到哪里去。一天，我们都集中在李言年同志的房间里，准备外出参观。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两个陌生人。他们拿出证件表明是安全局的，并要请我们跟着走一趟。我们问为什麽，他们说你们入境不合法。我们拿出护照，指给他们看签证。他们说手续不对，签证是使馆发的，没得到政府批准。我们当即告诉他们，签证是由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在巴拿马亲自同卡里索萨外长谈的，是外长本人同意的。他们坚持让我们跟着走，并且说是奉了安全局克鲁斯将军的命令。我们也不知道克鲁斯是何许人，但意识到这是在故意找麻烦，５个人下定决心据理力争，如论如何不能让他们带走。李言年同志严正地告诉他们：“我们是卡里索萨外长的客人，是应邀来你们国家进行友好访问的。昨天我们还同外长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你们这样做是毫无道理的。”随即，让王洪勋找出卡里索萨的电话号码，让他们直接打电话问外交部长。这两个人同外交部的人通话后，表示那就算了，悻悻离去。我当时记了时间，他们２点１５分进门，３点３０分离开，整整泡了一个小时１５分钟。他们走后，老李对我们嘿嘿一笑说道，“岂有此理，甭理他”。几个月以后，西班牙埃菲通讯社驻波哥达记者马丁内斯告诉我，在我们结束访问离开哥伦比亚时，安全局的人向报界散布了一条新闻，称“５名共产党中国的记者因入境手续不全，被驱逐出境”。马丁内斯说，这条消息传开后，卡里索萨外长亲自把他找去，请埃菲社发了一条辟谣的新闻。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哥伦比亚政府内部对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有不同意见，外交部比较开明理智，而军方、安全部门则疑虑很深。
尽管如此，哥伦比亚社会各界都有人强烈表示希望同中国发展关系。企业家何塞·玛利亚·戈麦斯就是其中一个。八十年代，到过哥伦比亚的中国人没有不知道哥中友协创始人和领导人“贝贝”的。贝贝是人们对戈麦斯的爱称。我们有幸成为最早结识他的中国人，最早知道他推动两国友好关系的宏大计划。是曾经在新华社担任西班牙文改稿专家的桑佩尔介绍我们认识他的。一天，桑佩尔在大街上遇到我们――也许是在那里专门等候，因为当地媒体对我们的活动做了不少报道。他头戴一顶礼帽，怕我们认不出来就摘下帽子说，“我是老桑呀”。他带我们到了他的住所，转身脱下外衣，露出里面穿的蓝色的卡中山服。他像久违的亲人一样紧紧拥抱我们每一个人，并拿出在天安门上请毛泽东亲笔签名的语录本给我们看，连声说道：“离开中国，我太想念了。你们还像在中国时一样叫我‘老桑’吧”。
我们离开哥伦比亚前一天，贝贝派老桑用他的奔驰车接我们到他的庄园，并请出他全家人接待我们。这是我们在哥伦比亚的最后一天，也是到哥伦比亚以来度过的最轻松愉快的一天。贝贝领着他９岁的女儿欧亨尼亚，陪我们参观他的奶牛场，并亲自演示如何挤奶。他说，他是资本家、农场主，但是自己从不脱离劳动，每天都参加清理牛圈和挤奶。也许受大人情绪感染，不到一天小欧亨尼亚就和我们非常亲了。第二天清晨，戈麦斯带着欧亨尼亚到机场为我们送行。小姑娘送给我们每人一张她画的图画，画上有和平鸽，有小房子，所有的人都是小眼睛。戈麦斯说，她画的是你们到庄园的事，昨天晚上一直画到十点多。我发现欧亨尼亚的小手上斑斑点点地沾了不少画色，把她抱起来轻轻地亲了一下她的小脸蛋。在庄园里，贝贝还向我们透露了想建立哥伦比亚－中国友好协会的设想。他说，由于国内复杂的政治形势，哥伦比亚政府短期内很难同中国建交。他要通过发展民间友好来推动官方关系的发展，促进水到渠成。中哥建交后，戈麦斯曾出任过驻华大使，桑佩尔也在驻华使馆当过政务参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戈麦斯逐步实践了他当年的设想，建立了全国性的哥伦比亚－中国友好协会，并且多年担任主席。哥中友协在全国大多数州都建立了分会。１９８２年我到哥伦比亚常驻，又去了戈麦斯的庄园。他说，友协就是中国人的“家”，要在全国每个州都建立分会，让来哥伦比亚的中国朋友走到那里都有家。“吃水不忘掘井人”。 我想，我们不应该也不会忘记那些开拓同中国关系的先驱者们，在收获的季节不能也不应该忘记那些曾经在处女地上默默耕耘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