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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拉丁美洲生活和工作的近２０年间，我曾经采访和接触过的政界人士不算少，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巴拿马领导人奥马尔·托里霍斯。在巴拿马工作和生活的近5年时间里，有关托里霍斯的所见所闻深深地打动了我年轻的心。尽管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自己长了不少见识，托里霍斯也因飞机失事已经离开人世１６年了，但我的脑海中至今仍不时浮现出他的形象，常常不禁地回味他的许多朴素的农民的哲理。
我第一次见到托里霍斯是１９７３年３月联合国安理会在巴拿马首都举行关于巴拿马运河问题的特别会议期间。３月１５日会议开幕那天，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早早就聚集在会议大厦前的广场上等待各国代表的来临。火柴盒式的会议大厦与美国占领下的运河区仅有一街之隔。那条街就是巴拿马城与运河区的分界线。靠近运河区一侧的路标用英文写着“肯尼迪大街”，靠近巴拿马城一侧的路标则用西班牙文写着“烈士大街”。大厦面对运河区一面的墙壁上弹痕累累，那是１９６４年１月美军开枪镇压反美示威活动时留下的历史见证物。那一次共有２２名巴拿马青年献出了生命，“烈士大街”就是为纪念他们而命名的。巴拿马北临加勒比海，南滨太平洋，西与哥斯达黎加接壤，东以哥伦比亚邻。但巴拿马人说他们还有第五条边界，因为在国家的心腹地带嵌着一个“国中之国”――美国运河区。在广场中央高高耸立着一个巨大的标语牌，上面用英文、西班牙文、俄文、法文和中文５种文字写着托里霍斯的一段话：“请在场的各友好共和国的使节们、各国记者们说吧，世界上哪个国家的人民能够容忍这种侮辱――眼看着自己的心脏上硬嵌进一面外国国旗？美洲哪个国家的人民，世界上哪一个国家能够容忍在自己的领土上有一个外国总督呢？”在场的每一个正直的外交官、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都会被这种气氛所感染。有一位巴拿马记者指着对面运河区的铁丝网激愤地说道，那就是巴拿马的第５条边界。
忽然，前面一阵骚动，人群中有人说“将军来了”。那时巴拿马人都亲切地称呼托里霍斯“将军”。说话间，托里霍斯在一群卫士的簇拥下来到广场。记者们立即把他团团围住。他身着一套深色西装，中等身材，当时４４岁，正值盛年，头发开始花白，面庞少了些许英俊却显得甚是威武。他发音吐字不太清楚，个别音节有些含糊，但语气十分坚定。他与围上来的记者对答如流，言谈举止表现出十分自信。随后，托里霍斯在安理会会议上发表演讲，阐述了巴拿马政府坚决收复运河的立场，要求美国立即开始同巴拿马谈判签定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他代表巴拿马人民庄严地宣布：“我们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永远不是一个殖民地、保护国或联邦州，也决不为美国的国旗上再增添一颗星。”他的话掷地铿锵有声，话音未落，掌声立即响彻会议大厅。我远远地望着讲台上的托里霍斯，似乎感觉到巴拿马人民心灵的震颤。这次会议使巴拿马人民的事业赢得了更多的同情和支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托里霍斯，他烈火一样炽热的爱国激情和利剑一样犀利的战斗语言，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在收复运河问题上，托里霍斯的态度是最坚决的但也是最现实的。执政以后他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宣布废弃前政府同美国达成的三项关于新运河条约的草案。他宣布，收复运河主权是巴拿马政府的指南，是团结巴拿马人民的“唯一宗教”。他表示在同美国的谈判中，“永远挺立，决不屈膝”。他还曾说过，‘宁愿献出一代人的生命，也要让子孙后代有一个自由的国家“。他这些话鼓舞着巴拿马人民的斗志，特别是激励青年学生为了祖国的尊严而义无返顾地坚持斗争。但是，作为这场斗争的最高领导人，他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在新运河条约谈判陷入僵局时，巴拿马大学的学生筹划再次进入运河区示威游行。托里霍斯立即同学生领袖谈话，说服他们放弃计划，以避免无谓牺牲。他动情地劝那些充满激情的学生们：现在不能进入运河，进去的后果只能是美国人留下子弹，我们留下尸体。同时，他又对报界发表谈话警告美国说，“巴拿马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学生要进入运河区，我只有两种选择，要麽镇压他们，要麽走在他们队伍的前面。我是不会向自己的学生开枪的。现在还没有发明可以消灭人的思想的子弹”。就这样，他说服了学生，也给美国施加了压力，推动了谈判的进展。
记得在１９７７年初，巴美双方初步达成美国在２０００年全部归还运河的协议。消息透露出后，政界和学生中反对声调很高，认为到下个世纪还有２０几年，时间太长了，有人甚至提出要美国立即归还运河。由此，国内掀起一场大辩论，煽起一种激进的情绪，直接威胁到新运河条约的签署。最后还是托里霍斯出面平息了局面。他耐心解释说，“作为巴拿马的政府首脑我比任何人都想让美国人立即离开，但现实是我们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他说，“新条约对我们来说，就像鞋里有一粒砂石，走起路来会很不舒服，但是我们必须带着它走２３年”。这个比喻非常贴切，立即为绝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这样，条约谈判的最后阶段得以顺利进行，终于在当年９月７日由托里霍斯和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新运河条约。１９７９年１０月新条约生效，巴拿马城举行盛大庆祝活动。托里霍斯引人注目地没有出席这一历史性活动。有人说，他到运河区去了，一个人独自站在运河的水闸上沉思。“我所追求的是进入运河区，而不是进入历史”，他多次讲过这样的话。也许，这是他在这不平常时刻采取的不平常举动的原因吧。
托里霍斯１９２９年２月出生在巴拿马西部维拉瓜斯省省会圣地亚哥镇的一对农村教师家中。他是这个家庭１２个子女中的第八个。清贫的家庭生活，乡间小镇劳动阶层朴实民风的熏陶，使他自幼对自己的人民有深刻的了解。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中美洲萨尔瓦多的一所军校。１９５２年以少尉军衔加入巴拿马国民警卫队。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１日托里霍斯率领一批青年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政变成功后，他被晋升为准将，任国民警卫队司令。这次政变在巴拿马被称作“十月革命”，托里霍斯被推崇为“十月革命”的最高领袖。从那一天起直到１９８１年７月３１日飞机失事遇难，托里霍斯作为政府首脑和国民警卫队司令，一直是巴拿马的实权人物。我曾经无数次地见过托里霍斯，听他演讲、谈话，也结识了他的几位兄弟姐妹以及他的表哥、姐夫等亲属，听他们讲述奥马尔――在家里对他的称呼――的故事。我很少看到托里霍斯穿西装，他在我心目中的永久形象是：一身草绿军便服，一顶宽边野战帽，口中一只雪茄，腰间一把水壶。
巴拿马立法委员会委员佩雷斯·埃雷拉同托里霍斯是姨表兄弟。佩雷斯年轻时曾当过神甫，曾经虔诚地希望能通过传教布道“普渡众生”。后来，他接受了进步思想，放弃神职，投身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在当地的一家报纸上辟有名为《革命红旗》的专栏，经常就国内外大事发表评论，针砭时弊。他很崇敬中国革命，经常同我们深谈。他认为，托里霍斯是拉美第一个敢于承认自己曾经为最反动利益服务的职业军人。托里霍斯曾经谈过自己的一次经历：当他在自己家乡省任驻军司令时，曾奉命去镇压一支游击队。在战斗中他负了伤。但是在读了游击队的宣言和同起义青年谈话之后，托里霍斯感到这些青年的事业是正义的。“假如我不是身着军装的话，也会投身到他们的行列中同他们共同战斗”。他说，那次同游击队的战斗，他是受伤最重的一个也是思想感情上震动最大的一个。从那以后，他开始认识到“过去的政府是军队、寡头和坏神甫结成的联姻。寡头利用某些军人的虚荣心和名利观念把他们拉入自己的社会集团，甚至拉他们参加自己的企业；军人提供枪杆子来压制人民的声音，不让统治者受到‘暴徒’的冒犯；而神甫则为这种联姻祈福，以至被奉为座上宾，分享政权的好处”。托里霍斯说，他在那次战斗以后就下了决心：“假如有一天我能支配我国武装部队的命运，我将打破这种军队－寡头－神甫的联姻，并让军队在第二次婚礼中同祖国的最高利益结合起来”。
托里霍斯是领袖，是斗士，更是一个普通的巴拿马人。他也常常像普通人一样宣泄自己的喜怒哀乐。他执政以后进行了一些社会经济改革，包括建立民众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土地改革、颁布新的劳工法、改革教育制度等。同时，兴建了一批蔗糖厂、水电站、自来水厂等工程，以摆脱国民经济对运河的过度依赖。对于这些政绩他自己感到很满意。１９７６年３月由南斯拉夫承建的巴亚诺水电站落成。这一项目对推动国家东部地区发展十分重要。托里霍斯和到访的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元帅前去剪彩。我们同各国记者一道去采访。工地上一片喜庆气氛，托里霍斯情绪非常好，同周围的人聊天，而且不时说几句笑话。他亲自关闭了蓄水闸门，只见河水汩汩地翻滚着向上冒，一会儿就形成一个湖泊，而且水位不断上升。大家以为活动结束，便纷纷开始离去，谁也没想到托里霍斯竟然当着铁托元帅和各国使节、记者以及成千上万老百姓的面，脱下皮靴，跳进浑浊的水中，一头扎了进去，悠闲自在地游起泳来。这是他很高兴、得意的一次。
他没有，也不可能使所有的人满意。有一次，一个农民喝醉了酒，跑到托里霍斯家门口骂娘。卫兵想把他赶走，被托里霍斯拦住了：“随他去吧，让他骂够了他就走了”。但是这个醉汉借酒撒疯，竟然骂个没够。结果托里霍斯忍无可忍，跑出去和他对骂起来。还有一次，是在菲利皮略糖厂落成典礼上。托里霍斯在讲话中宣布政府决定提高家庭用天然气价格。全场立即哗然，不少人吵吵嚷嚷表示不满。一个站在台前不远的人竟冲着托里霍斯大声质问：“难道这不是你的过失吗？”托里霍斯当即予以顶回；“住嘴吧，你听我说下去。”接着，他详细解释了提价的原因。讲话就这样有问有答地进行着。台下的没有因为冒犯了最高领导人而感到惴惴不安，台上的也没有因为被平头百姓当众责难而耿耿于怀。场上气氛反倒显得很活跃。同巴拿马朋友谈起这些逸事，他们都说，“将军就是这样的人”。　　　　　　　　　　　　　　　　
      托里霍斯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但他使用的语言是大众化的，就是那些高深复杂的事情，经他用通俗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