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拉网讯：


　　　从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９６年，我几乎走遍了拉美国家，或常驻或短期采访。广义来讲，新华社记者起着通过新闻报道促进人民之间相互了解的作用，但是就在未建交国家的工作来说，实际上肩负着在国家关系的处女地上拓荒的使命。　　 
一个驻外记者往往要付出许多牺牲。我的孩子出生时，我正在巴拿马，几个月之后才知道他已经来到了世上。当我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采访时，我的老母亲病重。回国后我才知道她已经不在人间。我同母亲最后一次见面时，她说“你走吧，别耽误了公事，顺顺当当的”。我深知，这是永远的告别。现在我常常陷入“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
我们的工作需要得到理解，组织的理解，家人的理解乃至朋友的理解。所幸的是我们得到了这种理解。
    郭超人社长说，新华社驻外记者要有好的精神状态，好的工作作风，要有战士的情怀、情操和战士的气概和姿态，要有善于抓住机遇和敢于开拓进取的旺盛的革命斗志。多少年来我们不正是靠着这种精神、情怀和斗志支撑着自己，支撑起事业的大厦麽？
      此文仅记录本人在巴拿马、玻利维亚、乌拉圭、巴拉圭和多米尼加共和国采访的片段，以期折映出新华社记者在未建交国家“拓荒”的实况。
 
 
巴拿马：情报局的人一直盯梢；国民党策动“投奔自由”；蒋介石的副官黄仁霖当大使；营救罗哈斯；阿帕里西奥参加国际纵队去了；托里霍斯出席展览会；等了四分之一世纪还没有建交。
巴拿马是我到新华社后第一个常驻的国家，尽管后来曾经在哥伦比亚、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等大国当过记者，但是常常使我梦魂牵绕的却是巴拿马。因为我在那里度过了从２０几岁到３０几岁的人生中最美好的、充满激情的时光。
      我到巴拿马，话得从中国记者组说起。１９７３年１月我有幸参加了由５人组成的中国记者组，出访拉美未建交国家。在访问巴拿马时同内政部谈好建立新华分社事，在记者组结束拉美之行时，我同朱荣根同志到巴拿马建分社。
      七十年代初正是讲究阶级斗争的年代，我被派到一个未建交国家，特别是巴拿马这样一个被看作反对“帝修反”斗争的第一线，感到是组织上的极大信任。但是，开始的日子是十分艰难的。我们两人住在希尔顿旅馆，举目无亲。我的心情十分烦躁，常常望着大海和天空中翱翔的海鸟，思念远方的亲人。我感到日子过得非常慢，每天晚上拉上窗帘才算结束一天。就这样开始了漫长的１０００多个在巴拿马的日日夜夜。
      我们刚到巴拿马时人地两生，在旅馆一住就是两个多月。由于我们是第一批来自“共产党中国”的派驻人员，也格外引人注目。首先，国民警卫队参谋部二部盯住了我们。二部是负责情报的，由诺列加领导－－就是那个后来被美国抓走的诺列加。巴拿马地方小，时间一长我们和社会上三教九流的人都有接触，连诺列加的哥哥都成了我们的朋友，就是诺列加本人也算是熟人。他手下有个叫穆萨的人有一天告诉我说，“吴，其实我们早就认识你了，你们参加什麽活动我们都知道。不过现在头儿对你们很放心，他说，你们虽然也是共产党，但是和苏联的共产党不一样，你们不像俄国人总掺和我们国家的事情。你们确实是记者。”我很感激他的好意，但也更感到“阶级斗争的弦不能松”。反省一下，我们确实严格地把握着记者的身份，行为没有出轨的地方。回想起来，我们住在旅馆期间，从国内邮寄的报刊甚至家信常常被开封。这也是一种监视。
      不仅巴拿马情报局盯着我们，台湾国民党也在盯我们。有些爱国华侨告诉我们，“大使馆”对我们很注意，常常在华侨中了解我们的情况。还是我们住在旅馆里的时候，就分别收到从其他城市寄来的信，那些信用种种诱惑策动我们背叛祖国，并且告诉我们具体地址和联系电话。有一次，我们到餐馆宴请朋友，席间我发现台湾的武官在另一桌上用餐。我们在活动结离开时，那个武官也尾随出来。我们的车在前面走，他的车一直跟在后面，走过几条街始终甩不掉这个尾巴。情急中我见前面路边有个加油站就突然右拐把车开了进去。也许他准备不足，也许本来就是无聊的挑衅，那个武官的车照直开了过去，没有再回来。比较起来这次还算文明。１９７４年我们从巴拿马去邻国哥斯达黎加则遇到一次明火执仗的策反。一天晚上，我们从旅馆出来到对面街区的一家餐馆。在信号灯前等着过街时，突然一两汽车停在面前，两个中国人从窗子里伸出头冲着我们连声喊叫，“我们是使馆的，快上车，投奔自由吧”。这一近乎绑架的行为当即遭到我们严厉呵斥。看到我们不为其所动，绿灯一亮他们也就走了。可见，国民党对我们的行踪是非常注意的，而且一再企图“争取”我们。那次在哥斯达黎加，对我们来说，是一场街头遭遇战，可对他们，却显然是一次蓄谋已久的跨国界行动。每当遇到这种事，我都感到自己“经历了一次国际阶级斗争的考验”。
      当时，国民党的“大使”是黄仁霖，年纪已经七十开外。他曾当过蒋介石的副官，陪同蒋出席开罗会议，在台湾的最后官职是联勤副总司令。据说，是属蒋夫人派系的人物。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电视新闻节目里，他举行“双十节”招待会。我看他身穿长袍马褂，斜佩着绶带，拱着手迎接客人，感到很滑稽。因为在国内实际生活中从未见过这种服饰和做派，只有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才这样打扮。最初一两年，我常见到他。有时走对面，他很和蔼地向我点个头，我总是昂首而去。后来，蒋介石去世后他离开了巴拿马，听说，去了北美。一晃过去２０几年，不知他是否在世。我想，他对我比较客气，也许多少有点大陆情怀。那时我年轻，更主要是政治气候不同。如果在今天的话，我一定会找老人家好好叙谈叙谈。
      由于巴拿马当局把分社看作是与中国联系的一条渠道，而分社又是中国在那里的唯一机构，所以在巴拿马期间的锻炼是多方面的。如果同使馆类比，可以说，我们除了当记者写稿件外还兼着调研、侨务、领事、礼宾等其他工作。当时联系中国经济建设成就展览会以及南京杂技团访问，从头到尾全部由我们承办，几起巴拿马方面的重要人士访华也由我们联系安排。此外，还奉命接待过访问巴拿马的以外交部副部长为团长的朝鲜代表团和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的代表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接待一些到巴拿马访问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客人的任务也由我们承担。我们还参与了营救智利朋友罗哈斯。１９７３年９月智利发生军事政变，进步人士纷纷躲进外国使馆避难。中国使馆破例地接受的唯一的避难者就是罗哈斯。据罗哈斯自己对我们说，他曾在六十年代营救被巴西当局无理关押的我九名新闻和贸易人员时出过力。当时，巴拿马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反对智利政变，接受了不少智利流亡者。罗哈斯逃出智利，辗转来到巴拿马。我们设法找到了他，隔一阵子给他一些接济，让他到分社来吃一顿饭，送一些香烟和零花钱。看样子，他衣食无着，十分潦倒。过了一段时间，他提出去北京找个工作。总社同意了，我们就为他买了机票。巴拿马当局乐得这些流亡者都走，所以罗哈斯什麽证件没有也就离开巴拿马了。他走到加拿大遇到了麻烦，又由我国驻加使馆出面为他解了难。最后总算到了北京。我们回国休假时曾特意去看望他，可他竟然非常冷淡，视同路人。后来，听说，他去了法国，并且写了一本书对中国说三道四。至少，从我所经历的过程来看，中国没有亏待他这位老朋友。
      那时，正是拉丁美洲民族主义激情和革命浪潮高涨的时代，无数热血青年拿起武器反对亲美寡头政权，武装斗争在拉美国家风起云涌。巴拿马在托里霍斯将军领导下正进行一场民族民主革命，吸引了大批向往进步、有志于革新的青年。我们的朋友阿帕里西奥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当年２８岁，在法国学国际政治并获得博士学位，很得托里霍斯将军器重，毕业后被派往阿尔及利亚当大使，不久便奉调回国出任外交部政策司司长。我们在一次招待会上相识，他说，“我知道两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记者在这里，但是一直没能见面，真是相逢恨晚”。一句话道出他对中国真挚的感情。后来，我们常常相聚，把盏畅谈。他多次提到，外交部长塔克非常希望早日同中国建交，托里霍斯将军甚至讲过，“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而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是巴拿马的耻辱”，但是巴拿马外交上压倒一切的课题是，确保同美国关于新运河条约的谈判能够顺利进行，这是最高的民族利益所决定的。他非常严肃地说，“我可以保证，一旦运河条约谈判有了眉目，同中国建交的问题就会提到日程上来”。后来，托里霍斯没有等到这一天，他死了；塔克外长没能等到这一天，他下台了；阿帕里西奥，也没等到这一天，他走了。关于阿帕里西奥的走有几种说法，但是我相信他是去尼加拉瓜了，因为他以前透露过打算去参加支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国际纵队的想法。他会去的，去做一个格瓦拉式的革命者。
      １９７５年４月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成就展览开幕，　　　　　　　　　　托里霍斯将军出人意料地出席了开幕式，这是他第一次参观一个外国展览会。这件事在巴拿马引起轰动。爱国华侨们奔走相告，他们不仅为展览本身所体现的祖国建设的成就感到自豪，也为巴拿马最高领导人的莅临而倍受鼓舞。我们内心也充满喜悦。因为展览会能够顺利举办，是我们同贸促会的同志共同奋战几个月的结果。从１月底先遣人员刘福贵和郭思勉到达，我们除了日常发稿以外，全部精力都投入了展览会的筹备工作。找场地、订旅馆，办免税、租车辆、码头提货、沿途保安、展台设置以及展团人员交通、就餐等等，我们足足忙了两个多月，内中艰辛可想而知。这件工作如果在建交国，除了大使要过问以外，起码要办公室主任要亲自抓，还要搭上几个管联络的官员。当时，我们只有几个人，全凭着一股劲儿干下来